当今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之中，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问题依然突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经受考验。与此同时，国际舆论场中“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人类文明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面对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类文明演进趋势，在多个重要场合表达对世界各国文明的欣赏与赞美，肯定不同文明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流与互学互鉴，通过“广泛开展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往活动”来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形成了中国在世界普遍交往的时代背景下破除文明交往困境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

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根基。其中，马克思跨文明交往思想是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跨文明交往思想散落在马克思文明思想、世界历史思想和世界交往思想之中，这一思想揭示了世界历史视域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地域界限被打破而走向交往融合的历史必然性，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跨文明交往过程中的不平等性与非正义性，在其所构想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中展望了人类跨文明交往发展的光明前景。文明交流互鉴离不开马克思跨文明交往思想的科学指导，因此，有必要简要梳理马克思跨文明交往思想的基本内涵，着重考察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与马克思跨文明交往思想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这样才能深入理解和把握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的核心要义，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路向。

一、马克思跨文明交往思想的核心要义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文明通常用来表示人类社会实践的积极成果和表征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状态，是“包括物质、精神、政治、生态、社会等维度的综合范畴，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产品”。在马克思看来，文明的发展受多种社会因素制约，其中，交往状况对其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交往是文明存续的重要条件，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驱动力。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自我封闭的，其发展演变都离不开内外交往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人类交往的发展程度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发达程度，因为一个民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马克思侧重从人类交往范式的变迁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即“由前资本主义‘主客混体’的文明范式，经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主客二分’的文明范式，再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基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主平等’的文明范式”。

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的著作系统论述文明交往问题，但他对文明交往问题的思考始终贯穿于其思想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对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问题有着充分的论述。19世纪40年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揭示了世界历史背景下跨文明交往的历史必然性，初步探讨了资本主义文明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现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关注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东方农业文明的冲击，明确指出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客观事实，探讨了东方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交往中如何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化的问题。19世纪50—60年代，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和论中国与印度的系列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欧洲资本主义文明与别国文明之间不平等的、暴力的交往形式，重点阐述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对印度和中国的残暴行径，同时从东西方文明差异的角度剖析了东方社会发展停滞的原因。马克思晚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从整体上对原始公社进行了系统考察，由原始公社模式多样性得出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多样性。在对俄国发展道路的考察中，他提出了不同文明之间交往能够实现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新见解。总体来看，马克思跨文明交往思想的核心要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基本立场，以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为核心参照划分人类文明形态，阐明跨文明交往和互鉴的前提是不同类型文明的存在。在马克思文明话语体系中，每种文明都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发展的独特道路。马克思对跨文明交往的考察，是立足于共时性对不同文明主体的横向研究，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世界历史背景下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交往关系。把握马克思跨文明交往思想，首先要把握不同类型的文明存在，充分承认各种文明形态的独特生命和特殊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地理环境、不同风俗习惯等因素，孕育涵养了不同的文明类型或文明形态。但是社会形态是考察文明形态的基础，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是划分文明形态的根本标准，生产力是塑造文明形态最革命、最活跃的力量。由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不同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明形态。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具体阐释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文明交往，而是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角度，将跨文明交往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条件下的不同文明交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谈到以机器大工业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与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生产方式的传统文明之间的不平等交往关系，“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基于此，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其谈论的跨文明交往主要侧重于探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往问题。二是同一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条件下的不同文明交往。由于社会发展程度和文化传统不同，在同一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下也有不同的文明形式。如英国、法国、德国的生产方式同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英国、法国、德国的资本主义文明表现形式存在巨大差异。正如有学者指出：“一个文明可以和一个国家重合，也可以在空间上超越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可以包括国家的一种类型，也可以囊括国家的多种类型。”

第二，马克思基于物质生产实践，深入探究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立足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视野，对跨文明交往的形成机制以及何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必然形式进行了深入阐释。跨文明交往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它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开始于对天然产物进行加工的“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工业的发展必然会推动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也会在某种意义上促进跨文明交往的实现。因此，对跨文明交往的历史考察，也应该“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和探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生产工具为参照，将人类已出现的工业历史划分为采掘工业、小工业和大工业三个阶段。

马克思称采掘工业是指“不进行实物再生产的原产品的采掘，如采矿工业、渔业、狩猎等”，因此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是从自然界中天然获取的，采掘的对象也是自然界的天然产物。“在采掘工业中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劳动只是为了获取和占有原材料，并不会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因而此时不是真正的工业时期，这一时期不存在人类文明形态，也就不会出现跨文明交往现象。在家庭手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小工业时期，文明已经产生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此时的生产以满足生产者自身需求为目的，生产与交换在狭小的地域范围内展开，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文明也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且相对独立地发展自己。当然，这一时期也有偶然的、零星的跨文明交往现象，但这主要发生在相邻的不同文明之间。由于受自然条件和交通工具的影响，也受“交往所及地区内相应的文化水平所决定的比较粗陋或比较发达的需求”制约，即便是相邻的文明之间也没有建立起普遍而频繁的交往关系，更谈不上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了。在马克思看来，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一方面，大工业实现了生产力的跃升，使生产摆脱了它本身所需原料的产地和销售产地的地方局限性，将生产与交换扩大至世界范围，打破了各个国家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使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与融合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大工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资本增殖扩张的本性使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向外寻求市场，摧毁交往的一切地方限制，打破了各个文明独立发展的状态。加之，大工业实现了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改善，使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成为一种现实。

第三，马克思揭示了跨文明交往是一种双向或多向的互动过程，既有理解、沟通和学习，又有摩擦、碰撞、冲突、矛盾，甚至对抗、分裂和压迫。他在唯物史观视野中阐明了文明冲突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提出各文明之间实现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解决文明冲突最有效的方法。马克思肯定世界是由多元文明组成的，承认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认为每一种文明类型都有自身的独特性与个性。这一点充分反映在马克思关于不同民族社会发展道路的观点上，他明确反对将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道路作为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唯一选择和衡量其他民族与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唯一标准，强调同一历史时期内不同民族与国家的独特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决定了不同民族与国家的独特的发展道路。正是不同文明形态所具有的自身独特性与个性，在使各种文明在发展中保持自身特殊性与民族性的同时，也增添了文明交往的障碍与困难，而这种障碍与困难带来了不同文明在交往中产生冲突的可能性。

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视野，揭示了文明冲突产生的根源与实质。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一部文明史，历史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文明冲突。他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由此论断可知，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冲突必然也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换言之，正是由于不同文明所赖以存在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才使得不同文明在交往中存在矛盾与对立，从而这种矛盾与对立以文明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马克思并不否定其他社会因素也有引发文明冲突的可能，但相较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而言，其他因素是一种次要的因素。马克思在阐明文明冲突的根源时，也提出了从根本上解决不同文明形态之间冲突的方法，在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交往的普遍发展，因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当不同文明形态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缩小不同文明之间的发展差距，才能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普遍交往与深度融合。因此，只有各民族之间实现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明冲突。

第四，马克思着重探究了资本逻辑主导的跨文明交往实践，并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开启了世界各区域、各民族彼此联系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由此才有了全球性的、普遍意义上的跨文明交往实践。质言之，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开启了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主导的人类文明交往进程，使人类文明交往打上了资本的烙印。那么，马克思如何评价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跨文明交往实践的历史意义呢？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作用的辩证分析，马克思在肯定资本逻辑主导的跨文明交往的进步性的同时，也对其产生的矛盾和悖论进行了揭露与批判。

其进步性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将文明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开启了各个民族和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文明是摒弃了“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建立了“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的先进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使生产力不满足于一国之内的市场，从而使资产阶级迫切地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开拓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文明因此走向世界。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落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开启落后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中来了”，其大工业的发展“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马克思晚年谈到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时，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性质及其所处的独特历史环境的分析，即“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特别指出实现跨越的重要条件是与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交往，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面对当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否定这种跨越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马克思反问道：“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跨文明交往实践成为普遍现实的背景下，“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其可以充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当然，马克思所讲的实现跨越的条件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俄国发生社会革命以及取得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正是就历史进步性而言，马克思曾先后用“文明时代”“文明国家”“文明社会”“文明世界”乃至“文明制度”等概念来表达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进步性及资本主义文明对其他文明的积极影响的肯定。

当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资本主义文明也有野蛮的一面，他们因而也经常在否定和讽刺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如“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以便赢得新的地域来扩张你们卑鄙的贪欲”，也曾直接使用“文明的暴行”“文明的阴沟”“文明中的野蛮”“流俗的伪善”等话语来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外表下的非文明本质。在对跨文明交往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在传播文明过程中的“不文明的、野蛮的行为”，这种“不文明”充分暴露在欧洲国家同殖民地的关系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本国还会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马克思观察到，资本主义凭借工业文明及其廉价商品打破了文明相互隔绝的局面，但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原料来源和资本输出场所，更是借助于坚船利炮加紧对其他文明的奴役与剥削，在世界范围推行自身文明形态，并试图以自身文明吸纳和同化其他文明形态，锻造同质化的文明世界。资本主义文明以自身拥有先进生产方式而自诩为文明，将生产方式落后的民族或国家称为“野蛮”，声称有传播文明与改造野蛮的使命，实际上并未实现对野蛮文明的重建，反而对其他文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例如，英国入侵印度，在摧毁印度的社会结构后，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致使印度失去了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

第五，马克思不仅指出跨文明交往对于人类文明发展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揭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跨文明交往的价值旨归。在马克思看来，跨文明交往对社会进步具有重大作用。具体来说，一是促进生产力和人类物质文明的传承与发展。马克思认为，某一民族或国家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和发明能够得到传承与发展，“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不发达或只是地域性交往时，每一种发明创造不仅单独进行、重复发生，而且还会受战争和入侵等偶然事件影响，从而使某一民族或国家陷入从头开始的境地。马克思还以腓尼基人的例子和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的失传来说明扩大交往对保存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和文明的重要性。二是促进精神文明跨地域交流与融合。在马克思看来，与物质交往相似，在客观上世界历史的发展使精神交往成为可能，“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产品，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成为世界的文学”。跨文明交往不仅可以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了解、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偏见，而且能够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确认，达成更广范围的精神和文化认同。三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人的需要、能力、个性等的全面发展，也是其交往关系的全面发展，即“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同时，人的发展也离不开交往，离不开“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又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跨文明交往意味着突破了狭隘的地域交往，实现了交往主体多元、交往范围广泛、交往程度加深，使单个人摆脱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联系起来，进而“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

二、马克思跨文明交往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与马克思所处时代不同，当今时代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与竞争的发展格局。在人类文明交往方面，随着经济中心东移，文明格局呈现出“东升西降”的趋势，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世界范围的思想、观念、制度、模式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是大势所趋，但“西方中心主义”严重阻碍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与进步。如何开展文明之间的普遍交往，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和多元文明并存的世界格局的现实诉求，提出以“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核心内涵的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成果，是马克思跨文明交往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跨文明交往思想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科学回答了“不同文明怎样交往”“人类文明如何发展”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命题，彰显了对马克思跨文明交往思想理论内涵和话语体系的继承与发展。

第一，在逻辑关联方面，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与跨文明交往理论都立足世界历史视野思考人类文明交往与发展，解答了人类文明为何需要交往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时代的开创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创造的生产力和普遍交往发展的结果。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人类的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各民族原始封闭状态被打破，人类社会发展突破了民族国家地域性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了世界性的普遍联系。马克思正是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考察人类跨文明交往的面貌，揭示了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交往是世界历史的显著特征。世界历史的形成使每个文明国家的发展都彼此相互依赖，各民族融入世界历史不仅没有消弭其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反而促进了各种文明的存续与发展。马克思当年对“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研判，“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当今时代世界历史的突出表现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文明之间的接触与碰撞日益增多，进而使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关系问题凸显为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坚持马克思跨文明交往思想的世界历史视野，立足全球化时代人类普遍交往的时代语境，深刻洞察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现状，正确揭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科学回答了不同文明之间需要交流互鉴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使世界各国之间相互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交往日益频繁，世界各国已经成为相互联系、命运与共的有机整体，人类文明发展呈现出多元文明共存的局面。广泛开展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往活动是促进本国文明繁荣发展、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和实现各国合作共赢的迫切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如果阻碍文明交流互动，“人类文明就将因老死不相往来而丧失生机活力”。另一方面，全球发展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文明交流互鉴是应对并解决全球化问题的有效途径。当前，世界上的人口问题、战争问题、贫富差距、气候危机、宗教问题、环境问题、技术失控、能源危机等问题依然严峻，同时还面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恐怖主义和逆全球化等诸多威胁，文明发展中的“优越论”“等级论”“冲突论”仍然存在，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和世界难题，“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强调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支持各国人民加强人文往来和民间友好，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携手应对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

第二，在原则态度方面，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与跨文明交往理论都秉持兼容并包的原则和精神来看待人类不同文明的存在，回答了人类文明应当如何交往的问题。人类文明自身的发展需要交往，那么应该秉持什么样的交往态度则成为研究不同文明之间如何交往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马克思始终肯定不同文明的存在具有客观性与必然性，其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来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认为文明的发展水平及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其所处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地理环境、人口规模等客观因素有关，坚决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主导的文明交往试图将世界单一化、模式化。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坚持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的正确态度和原则”，这与马克思跨文明交往思想对待不同文明的基本态度相一致。

一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文明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早在马克思青年时期，针对普鲁士政府推行书报检查令来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做法，马克思就表达了精神文化是多样性存在的观点。他犀利地指出，精神是这个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它可以有多样的表达方式，而你们为什么却要求“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文明多样性的观点，强调文明多元并存是世界的基本特征，承认和尊重文明多样性是实现各国和平共处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承认文明多样性，就是肯定不同文明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性。中国发起的全球文明倡议将尊重文明多样性作为首要前提，强调不同文明之间无论在历史、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有何差异，都绝无高低贵贱之分，同时强调要打破在民族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主导下形成的单一文明论而建构多元文明论，保障每一种文明都有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多样性赋予了文明交流互鉴可能性与价值性。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在于某一文明的独大，而在于不同文明的百花齐放、竞相繁荣。各种文明只有通过对话交流，在互学互鉴中相互尊重、兼收并蓄，才能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从而增强自身文明发展的生命力、推进人类文明的丰富发展，让世界各国人民享受更多的文明成果。

二是马克思认为不同文明具有其独特的传统和文化特质，不同类型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每一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对于人类整体文明发展都有其独特贡献。在《评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高度肯定了各个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他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狭隘的民族主义时，高度肯定了各个民族及其文明的平等性，指出“直到现在每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具有某种优点”。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文明平等的观念，强调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要学会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以相互尊重取代贬低歧视，以平等对话取代冲突对抗，以共同发展取代欺压侵略。一方面，要承认文明的价值性，每一种文明都是各国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与价值，体现了不同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但都是人类的精神财富。价值的平等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关系，“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另一方面，要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对待其他文明，尊重不同民族与国家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平等本是对待不同文明应有的理性态度，但在现实中，西方国家却以“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的论调扭曲文明间的平等关系。以傲慢与偏见的态度将其他文明边缘化，试图制定一种以西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参照物与衡量文明优越与否的标准。如果按此标准，代表世界文明潮流的只能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和文明观，其他文明都是劣等文明。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来欣赏不同文明的真谛，不能因其他文明与自身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

三是马克思对待不同文明的态度是辩证的、批判的。对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不遗余力地对其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社会贫富差距、殖民掠夺的行径以及对自然的过度破坏等文明缺陷进行批判和斥责。但是马克思从不贬低和拒斥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他高度赞美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对生产力发展、社会关系变革以及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作用。对于排斥、否定和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唯心主义做法，马克思敢于与其辩论、斗争。恩格斯更是直接指出：“把资本主义文明中一切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都当作有害的危险的东西，当作贵族式的奢侈品来消灭掉，这是一种偏见。”如关于中国，马克思既看到其安于现状、落后封闭的一面，也看到中国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更看到了中国人民心平气和、彬彬有礼的一面。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辩证看待不同文明成果的观点，倡导文明包容的精神，强调不同文明应该彼此尊重、积极借鉴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一方面，强调要以包容的态度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国情和社会制度的国家要相互理解、真诚相待，“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另一方面，强调在文明包容中实现文明融合发展，实现文明和谐共生。中国提出了诸多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问题的建设性方案，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发出全球文明倡议等，促进人类文明包容共生、共同繁荣。

第三，在价值理念方面，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与跨文明交往理论都以对人类现实命运的关怀和人类解放为基本价值遵循，回应了人类文明交往的价值目标问题。从本质上讲，人是文明的主体，是文明交往的实践者和最终受益者。文明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进步问题，文明形态的演进也表现为主体自身的历史发展。马克思由关注人、人民、人类的现实命运和彻底解放而关注跨文明交往问题。跨文明交往思想内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建构，旨在重塑人类文明交往关系，为实现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到了消除蒙昧状态的正向作用，开启了不同文明相互交汇往来的时代，使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密切联系起来。但是资本主义普遍交往的基础是市民社会，这种市民社会具有等级性和殖民性，必然要求资产阶级向外殖民扩张，其建构的普遍交往关系并不能形成全人类共同利益，更不会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和实现全人类共享发展，只是为了满足资本和霸权的需要，资本主导的跨文明交往并不以人的发展和人类解放为目标。因此，只有扬弃资本逻辑的存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所有制，才能真正构筑平等的文明交往关系，才能使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彰显，使人成为文明的创造者和文明成果的享有者。

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狭隘的民族立场和为了维护西方文明的霸权地位，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在世界范围煽动意识形态隔阂与对立，执意打造“小院高筑”“脱钩断链”，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小集团”，肆意放大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人为制造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做法严重背离了世界各国对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期盼，极大阻碍了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遵循了马克思跨文明交往思想的价值指向，以全人类共同利益和福祉为最高价值关怀，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人类文明的差异性存在，主张不同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交流与互鉴，旨在追求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相互欣赏、和合共生，“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三、新时代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路向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马克思所阐述的跨文明交往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重要实践形式，它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在生产力进步和分工发展的推动下，从过去到现在，乃至未来还将持续发展的人类基本实践活动，实践性是文明交往的本质属性。推进跨文明交往能够使个体交往活动范围扩大从而获得发展的空间，能够使民族、国家的生产力和文明成果得以保存、传递与发展。跨文明交往实践的范围越广，意味着参与交往的民族、国家越多，人类能够获得的共享智慧、经验和知识便越多，人类文明发展的速度就会越快。“人类正是在文明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中不断克服动物野蛮性、不断加强人的文化性，从而建立和发展文明社会秩序与文明社会关系。文明交往的实践过程也就是人类审视自身成败得失、改变自己命运的过程。”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是一种文明交往的理念，更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紧紧围绕其核心理念和原则要求而付诸实践的现实行动。

第一，践行多边主义，助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塑文明发展新秩序。马克思指出，“政治权力只不过是经济权力的产物”，国际文明秩序与国际经济实力格局相一致。自近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绝对掌握和把控着世界文明秩序的塑造权，但受西方文明观“一元性”“等级性”“优越性”“霸权性”等内核特征影响，却在经济领域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政治领域信奉“强权即公理”，在文化领域鼓吹“普世价值论”“文明优越论”，在全球治理中推行“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在制度比较中鼓吹“历史终结论”等，由此所建构的人类文明交往秩序是一种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和霸权主导特征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秩序。这种秩序“既想维系自身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压制他国崛起，又要在国际规则、规范、价值等方面获得控制性的话语主导权”。因此，西方主导的文明秩序既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人类普遍交往的需要，也难以承载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价值与追求，必将给世界带来动荡与冲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世界大变局呼唤人类文明秩序的重建。中国倡导以文明对话的方式推进行动、解决问题，重建世界文明秩序。在理念方面，中国致力于构建以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学习借鉴为准则的国际文明新秩序，提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表达中国追求和平发展、文明进步的立场与愿望。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理念，不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或制度模式划分治理主体，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中国向世界发出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融合，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找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为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建筑牢价值共识基础。在实践方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将亚非欧联系起来，开展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积极促成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携手合作、共同治理的新局面；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积极促进新兴国家合作，改善全球治理格局，极力促成“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第二，引领对话交流，积极搭建文明交流平台，共绘文明交往新图景。面对多元异质文明带来的交往挑战，中国共产党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向世界发出全球文明倡议，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积极搭建文明交流对话平台，广泛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一是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深化双边和多边合作，积极搭建民心相通之桥。一方面，以元首外交为引领，积极践行交流互鉴的文明观，积极推进双边合作。如中国与美国、意大利、法国、希腊、西班牙、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共同举办文化年，与太平洋岛国、文莱等举办旅游年。另一方面，中国通过主场外交，在多边舞台以全球布局为导向，为世界各国人民进行交流互鉴与对话合作搭建平台。如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非文明对话大会、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国—东盟文化部长会议、首届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等，这些平台成为不同文明之间平等沟通、互学互鉴的载体与机制，为深化文明互鉴提供强大助力。二是秉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理念，积极开展民间对外友好交流合作。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乃至个人之间的跨国交往日益频繁，中国高度重视和发挥社会、民间团体与个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独特优势。民间交往活动形式多样，如开展与国外的相关学术机构和学者的交流对话、举办系列友好论坛、双边或多边研讨会、行业互助会等，充分发挥高校和博物馆等社会文化团体传播中华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作用，借此向世界介绍中国，向中国人民介绍多姿多彩的世界文明。三是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当今时代，互联网已成为跨文明交流对话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也是向世界各国展示本国文化和吸收其他国家优秀文化成果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是传播人类优秀文化、弘扬正能量的重要载体。”中国积极架设互联网国际交流平台，如上线“中国联合展台在线平台”成为各国视听机构、视听节目和技术设备展示交流平台；建立“故宫展览”在线展厅、数字敦煌，让世界各国人民都可以在线上了解和欣赏中华文明等。除此之外，中国借助互联网优势积极推动我国网络剧、网络文学“走出去”，积极推动外国优秀的网络文化“走进来”，促进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

第三，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开创文明互鉴新思路。中国主张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文化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文化主体性是指在外来文化冲击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信程度。坚守文化主体性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坚守文化主体性并不意味着文化封闭和文化排斥，而是强调在多元文化交往中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与独特性；文明交流互鉴也并不要求各种文明放弃自身文化特色，而是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流与互学互鉴，从而实现共同进步和发展。中国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倡议者，在与其他文明进行交往中，思考如何维护好中华文化主体性，成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一是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好民族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民族不仅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农学、地理、音乐、艺术等科学领域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就，而且在长期的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体系，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因此，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利用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智慧、增强文化自信。二是秉持开放包容，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举措。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底蕴。讲故事是传播文明的最佳方式，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创新中国故事的表达形式，通过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等寓于故事之中，向世界讲清楚中国有什么样的文明和是什么样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