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故事·抗战记忆 | 轰轰烈烈的舞阳抗日救亡运动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沙澧大地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沙澧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抵御外侮的长城,用不屈的意志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抗日壮歌。
今日起,本报与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联合推出《漯河故事·抗战记忆》专栏,紧紧围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一主题,追寻历史足迹,讲述发生在沙澧大地的抗日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峥嵘岁月,重温沙澧儿女在民族危亡时刻展现出的英勇无畏与家国情怀,赓续红色基因,继承先烈遗志,弘扬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激励全市人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
在14年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特别是8年全面抗战的艰苦岁月中,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凝聚起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儿女用生命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国人民为人类和平事业奋斗不息的真实写照,是中华民族不可辱的坚定誓言。
7月3日,记者在舞阳县采访时,舞阳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光说:“舞阳县是革命老区,中国共产党在舞阳地区的活动早在1926年初就开始了。1928年夏,舞阳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1931年夏,中共舞阳县委成立。”
抗战时期,范文澜、姚雪垠、袁宝华、冯玉祥都曾到舞阳组织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使舞阳抗日救亡运动更加轰轰烈烈。中共豫中特工委、中共豫中地委和中共河南省委机关都曾在舞阳设立,直接领导了舞阳的抗日救亡运动。
豫中沦陷后,叶舞支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舞阳地区成为豫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舞阳南部成了新四军与豫西八路军会师的主要通道。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这片热土上涌现出了一大批革命英雄人物和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无数个英雄站起来,保家卫国,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光辉照人的舞阳人民革命斗争史。
7月3日,李伟光告诉记者,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舞阳的活动是以“时雨学社”的活动为开端的,随后又成立了“学友会”。这些青年学生的进步团体组织,在舞阳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推动舞阳地区早期革命活动的发展,为建立共产党组织打下了基础。
1925年底,吴佩孚联奉反冯,部署兵力进攻河南,中原革命形势迅速发生逆转,省垣开封局势混乱。党的力量比较集中的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迫提前放假。学校党组织为使各地学生回乡之后有力地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工农运动,组织党团员开会,介绍革命形势的变化情况,讲解开展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的知识和方法,并学习有关重要文件。在该校求学的共产党员、舞阳籍学生石庭桂和郭培轩参加了党组织安排的这次学习,并于1926年初根据学校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乡舞阳开展革命活动。
石庭桂、郭培轩回舞阳后,由于当时政治环境险恶,暂时不能公开活动。石庭桂住在九街石岗村家中,郭培轩暂住太尉东郭庄村家里,均远离县城。他俩以此为依托在当地及北舞渡一带逐步开展活动。他俩每周会面一次,交流情况,研究办法。1926年春节过后,二人约定同去北舞渡看望同学、朋友,在天主教堂西偏院会见了正在补习功课的李令一、韩明儒等,当天下午又召集附近的鹿庆昌、张洁亭等12人,畅叙友谊,议论时政。他们成立了“时雨学社”,以此联络感情,探讨革命理论,学习宣传党的主张。
1926年6月,中共党员吕蕴儒从外地回到家乡舞阳,持上级党组织的介绍信同石庭桂、郭培轩取得联系。1927年1月,舞阳县在北平、上海、开封、信阳、洛阳等地求学的学生,因时局动荡和放寒假,相继回到家乡。1927年3月,吕蕴儒等积极联系回乡学生,成立“学友会”,焦景青、郭培轩、郭梧轩、胡灿宇、刘光汉等20余人参加。为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学友会”的内部组织较为完备地建立起来,吕蕴儒为执委会常务委员。“学友会”先以县城为主要活动基地,后以北舞渡为基地,出版《新舞旬刊》壁报,撰写评论,宣传北伐军的胜利战况,揭露北洋军阀的反动和腐朽,发动群众迎接北伐军的到来。通过革命实践的锻炼和考验,“学友会”成员中的李绍堂、韩明儒、张洁亭、董振宇、董坤婷、李令一等被发展为共产党员。“时雨学社”和“学友会”既是当时舞阳进步青年的革命团体,也是共产党在舞阳的外围组织。
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舞阳支部建立,郭培轩为负责人。当时,中共舞阳支部活动归属中共郾城县委领导。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期。1927年7月底,中共郾城县委书记谢梅村受省委指示了解舞阳党的活动情况。他在北舞渡小学找到了在此任教的郭培轩,传达了省委指示,并让郭培轩向省委写一份报告,讲明当时舞阳的政治环境和党尚未遭到破坏及其活动的情况。9月,由于谢梅村和郾城县团委书记去开封向省委汇报工作时被捕,郭培轩等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们仍继续加强党的秘密工作,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夏,中共党员李令一、郭梧轩、郭培轩、韩明儒等在县城开会,决定成立中共舞阳特别支部,并选举李令一为书记,郭梧轩、张洁亭为委员。特别支部归中共豫南特委领导。特别支部的建立,使舞阳有了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为以后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9年初秋,由于国民党“清党”,舞阳县长赵连峰在火神庙群众大会上公开扬言要抓几个共产党娃娃,郭培轩、韩明儒、李一德、刘隽杰等转移到外地,继续学习或任教,特别支部的工作基本停顿。9月,根据中共豫南特委指示,张鸿宾任中共舞阳特别支部书记。1930年3月,张鸿宾被调到中共豫南特委任交通员,中共舞阳特别支部书记由王伟民接任。
“1931年夏,中共舞阳县委成立,王伟民任县委书记。”舞阳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副主任左二杰向记者介绍了抗战初期舞阳的抗日救亡运动情况。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勇敢地担负起救民族于危难的历史重任。
舞阳县立师范的进步青年学生在学校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由共青团员周泉森组织同学冯留志等,成立“舞阳县反帝青年团”,开展反帝宣传活动。他们利用同学、好友等关系,联络进步青年,以春游、踏青、放风筝等活动形式,宣传革命道理,传播南方苏区的胜利消息,介绍东北三省沦陷后的局面和抗日情况,讲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刻印和书写许多传单在学校散发。他们冒着危险,夜里到大街上写“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等标语,甚至把传单张贴到国民党县政府的大堂上。他们还组织宣传队,到街头演抗日剧目《肖公典之死》,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在党组织的指导下,青年学生周泉森、王泽宇等又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从上海邮购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丁玲、茅盾、田汉等人的文学作品,发动同学们阅读左翼作家的书籍。这些活动鼓舞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使进步思想和革命理论得以迅速传播。他们同反动校长做斗争,最终换了新校长。这不仅使学校沉闷的气氛一扫而光,还解放了师生的思想,出现了阅读进步书刊、演抗日剧目的热潮。同时,提高了师生的思想觉悟,扩大了党在师生中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党组织吸收周泉森等积极分子入党,壮大了党的力量,为后来全县党的工作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1931年夏,中共豫南特委批准成立中共舞阳县委,王伟民任县委书记。1932年2月,张鸿宾受豫南特委指派回到舞阳,召集王伟民等在王五麻庄开会,传达特委指示:张鸿宾担任中共舞阳县委书记,王伟民、陶铁良、何国贤为委员。
九一八事变前后,是河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漯河党组织受到重大损失,豫中地区党的有组织的活动中断达三年之久。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消息传出,全国沸腾,各地青年学生纷纷举行声援活动。
舞阳县的爱国青年学生也投入到这场抗日救亡运动中。当时在北平上学的臧文德、苗宝泰、陈麟堂,在开封上学的臧宝兴、孟玉华、樊春秀,在信阳上学的胡田希等舞阳籍青年学生,“深感国家之危急、救亡运动之迫切”,回到家乡联合发动了爱国宣传运动。他们于1936年1月7日成立了“舞阳留外学生假期救国宣传会”,向全县人民介绍“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及其经过,借以唤起各界同胞共负救国运动之责任。他们在县城各学校和广大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得到各界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和教师的拥护和响应;在县教育馆出版的小报上专门刊登宣传抗战救国的文章,每周出版一至三次。这些活动为以后舞阳党组织的发展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洛川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遣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河南早期工人党员陈坤台到鄂豫边省委工作。不久,鄂豫边省委分配他回到家乡舞阳一带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当时,在北平、天津、信阳等地求学的舞阳籍学生臧文德、胡田希、王立平等因局势混乱先后回到家乡,筹备成立一个全县性的青年救国团体。陈坤台同他们取得了联系,一方面参加筹备发起工作,另一方面发现、培养党的积极分子。11月,因国共合作,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原中共漯河中心县委委员、共青团漯河中心县委书记周泉森被释放出狱,回到家乡舞阳,同陈坤台取得联系。陈坤台向鄂豫边省委汇报情况后,恢复了周泉森的组织关系,不久又发展高文彬入党。同月,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驻豫南代表林恺的指示,成立了中共舞阳县工作委员会,陈坤台任书记,周泉森、高文彬为工委委员。工委成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迅速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上。周泉森到西平县出山寨找到刚出狱在家养病的原中共舞阳县委组织部部长韩赓尧,恢复其组织关系。不久,又相继恢复了当地党员刘聚贤、韩乐亭、焦向东、焦向阳、谢华生、于慎法、杨文东、焦向春等人的组织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出山支部,韩赓尧为支部书记、刘聚贤为组织委员、谢华生为宣传委员。
1938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中共舞阳县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舞阳县委,县委书记为周泉森。县委成立后,先后建立了出山、东南、西南、城关等区委及其领导下的支部,从而使党的力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县委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掀起了全县范围内的抗日救亡高潮,得到了省委的关注。不久,河南省委派遣河南大学学生、舞阳籍党员孟玉华参与县委领导工作,并多次派省委青年部部长谢邦治到舞阳巡视指导工作。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还在开封召见周泉森,听取汇报并同他谈话,为舞阳及整个豫中地区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形成以舞阳为中心的党的工作格局之后,193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在竹沟宣布建立中共豫中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豫中特工委,因机关设在舞阳县城,又称舞阳特工委),周泉森任书记。豫中特工委领导舞阳、叶县、西平、襄城、郾城、许昌、临颍七县党的组织。舞阳党组织发展迅速。中共舞阳县委从发展青年积极分子入手,迅速发展党员265人,先后建立了东北、城东、城关、北舞渡、出山、东南、西南7个区委36个支部。
7月3日,记者在舞阳县博物馆办公地城隍庙采访时,馆长李帅自豪地说:“抗战时期,舞阳县抗日青年救国会和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就是在城隍庙成立的。”
卢沟桥事变后,学校停课。舞阳籍青年学生臧文德、陈麟堂、李景伦、胡田希等“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回到家乡酝酿成立一个全县性的救亡团体。
从延安受命返回舞阳的共产党员陈坤台了解情况后,迅速与返乡同学联系,以爱国学生为骨干,在各方社会势力的支持下,于1937年10月在县城西大街城隍庙成立了舞阳县抗日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到1938年6月底,青救会按照县委要求,以学校师生为主,广泛吸收农村青年,相继建立了北舞渡、吴城、武功、尚店、梁八台、尹集、姜店、胡岗、马村等43个分会,分会下又设支会。广大青年踊跃人会,加入抗日救亡行列。全县会员达6000人,占全省黄河以南69个县份青救会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青救会团结广大青年,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介绍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战绩,增强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推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新高潮。他们利用话剧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既演大型话剧《子夜》等,也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抓汉奸》《抓壮丁》《劝夫从军》等,还教唱抗战歌曲。他们经常深入全县各地,利用庙会、集市、节日等机会巡回演出。他们还到舞阳和泌阳的国民党军驻地进行慰问演出。
中共舞阳县委以青救会名义创办了《救国三日刊》,主要刊登县委负责同志的指示性文章、青救会及各分会工作情况的报道,还发布一些要闻和宣传提纲、前方战况等,对全县救亡运动给予及时指导。《救国三日刊》还发放到全省各县以至外省,影响很大。1938年7月,中共舞阳县委以青救会名义派陈麟堂、宋运台在县城北大街开设了战时书报供应所,后又采用中国文化服务社舞阳分社、新生书店等名称,同武汉、重庆、延安等地的新华书店取得联系,秘密发行《列宁选集》《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和一些刊物、杂志。书店还公开发行《新华日报》,其发行量远超全县国民党各种报纸发行量总和。1938年六七月份,青救会在县城西大街路北民众教育馆后院开办读书班,吸收县城进步青年和各区选派的党员、青救会分会与支会骨干参加,学习马列著作、《论持久战》。有的地方还开办了青年夜校,如东南区、西南区、城关区以及东北区的胡岗、冻庄、玉皇庙等村,从识字教学入手,主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使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
7月3日,在舞阳县博物馆(城隍庙院内),记者看到,在河南省青救会纪念展览馆(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展览馆)内有“河南大学战教团到舞阳宣传抗战救亡”的有关内容。李帅介绍了有关情况。
1938年1月30日(农历除夕),中共河南省委直接组建领导的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团(简称战教团)一行90余人,在河南大学著名教授范文澜(副团长)、冯纪新(党支部书记)的率领下,冒雪步行,应邀从许昌赶到舞阳县九街胡岗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受到了当地群众和青救会代表的热情接待。有的群众给战教团送去饺子和饭菜,有的把战教团团员请到家中一起过春节。战教团的成员都是来自平津和开封的爱国青年学生,多才多艺。他们演街头剧,教唱救亡歌曲,出时事壁报,画宣传画。他们很快同群众建立了感情,并且从群众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战教团还在胡岗、屈岗、大王、冻庄等村办农民识字班,参加学习的农民有250多人。识字课本是战教团团员自编的通俗读物《抗日三字经》,内容易读易记:“三一年,九一八,日本鬼,侵中华,占东北,大烧杀,抢财宝,把人抓……”他们把识字和学政治结合起来,教几个字就讲点儿时事,内容生动,深受人民群众欢迎。战教团还帮助胡岗青救会分会举办了三期抗敌训练班,共训练300多人。训练班由战教团中的老红军廖弼臣任教官,讲抗战形势、大众哲学、持久战、游击战,还带学员到唐河坡里练投弹、射击。另外,战教团的话剧团和歌咏队还在东北区和县城等地上演抗战剧目,教唱救亡歌曲。
战教团在舞阳的宣传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当地驻军伙同国民党县政府向战教团发难,通知正在演出的战教团次日离开舞阳县境。范文澜异常愤怒,坚定地对团员们说:“我们应该有在中华民国土地上做救亡工作的自由,舞阳难道不是中国的土地吗?我决计不走,我决计到舞阳监狱里找中国的土地去!”
在驻军师部人员举办的饯行宴会上,范文澜悲愤地说:“同胞们,我们此时在这里似乎听不到枪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这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正遭受着一场空前的劫难!日本帝国主义铁蹄野蛮地践踏着我们的国土,大好河山烽烟四起,同胞们的鲜血染红大地!有多少父老正在血泊中呻吟?有多少兄弟姐妹正在遭受着野蛮蹂躏?我们的民族在流着血啊!同胞们,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大家团结起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吧!”随着范文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高亢激昂的口号声,战教团团员都放声痛哭。悲愤中,团员们把酒菜掀翻,大厅里响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无罪”的呼声。这令那些借酒逐客的顽固分子非常狼狈。这个故事被称为“范先生大闹舞阳城”。此后,战教团在舞阳的活动受到国民党县政府限制。4月,战教团南下豫鄂边区宣传抗日主张。
7月3日,在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展览馆内,一份袁宝华于2004年8月20日手书的《关于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成立经过的回忆》复印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舞阳县博物馆副馆长康耀辉向记者讲述了那段历史。
全民抗战爆发后,河南广大青年在中共河南省委和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纷纷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至1938年春,全省黄河以南已有53个县建立了青年救亡团体,成为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重要生力军。1938年6月5日到11日,全省统一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在舞阳县城城隍庙召开。中共河南省委青年部部长谢邦治,全国民先总部组织部部长丁秀,全省及各地青年组织负责人吴祖贻、袁宝华、姚雪垠、陈少景等,全国青协代表以及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部政训处长李世璋,齐赴舞阳。洛阳、南阳、镇平、西平、遂平、密县、息县、方城、南召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舞阳县抗日青年救国会代表臧文德向大会详细介绍了舞阳广泛开展青年运动的经验。会议一致通过了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的章程,选举了领导。大会通过了《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成立宣言》,号召“中原千百万优秀的青年男女,必须携起手来,英勇地保卫大河南,使河南变成中华民族的铜墙铁壁和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坟墓,埋葬他们的尸骨与妄想”。
康耀辉告诉记者:“现在读《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成立宣言》,还会心潮彭拜。”
袁宝华的回忆对有关史书的记载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让后人更详细地了解到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写道:“1938年5月初,中共河南省委通知我和姚雪垠参加成立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的筹备工作。我们一起从南阳到了郑州,住在第一战区政训处。会议筹备就绪,准备开会时,开封失守,敌机天天轰炸郑州,经过研究决定会议改在舞阳召开,当时考虑到舞阳党的工作基础好,地理位置好——在平汉铁路以西,远离大城市和军事重镇。我们连夜乘火车离开郑州,到漯河下车,步行到舞阳。”“由于当时兵荒马乱、交通不便,有些地方代表不能来参加,而黄河花园口已炸堤,河水泛流,豫东代表也无法过来,参加会议的有20多人,包括河南省委青年部部长谢邦治、民先总部代表丁发善(后改名丁秀)、武汉青年救国团代表刘玉柱、中国青年救亡协会组织部部长赵梅生、舞阳县抗日青年救国会负责人陈麟堂、苗宝太(泰)、田莉、孟玉华等,还有我和姚雪垠等。”“会议组织工作由谢邦治和我负责……成立会结束时,通过了《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成立宣言》。宣言是姚雪垠执笔起草的,发表在武汉《新华日报》和洛阳的一家报纸上。在这次成立的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里,我当选为执行委员。”
这次会议的召开,把河南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引向更加深入的新阶段,成为全省青年运动向前迈进的一个新起点。
参考资料:
1. 《漯河革命史》
2. 《中国共产党漯河历史纪事(1919—2000)》
3. 《中共舞阳党史》
4. 《舞阳革命老区》
5. 《舞阳文史资料》
文、图、视频 漯河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全义
顾问 刘志伟
校对 李 鑫
统筹 周鹤琦
审读 谭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