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路标指示到纪念馆，馆前有一座谷迁乔的汉白玉雕像。在谷迁乔烈士史迹陈列室，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影印件）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证明上写着：谷迁乔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证明书是1983年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

“谷迁乔（1902年～1932年），字滋生，曾化名李庆云，是中共临颍县委第一任书记。他是临颍人民的骄傲。”临颍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主任宋旭说。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全民族抗战爆发，临颍党组织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又是怎样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记者带你走进那段峥嵘岁月。

《临颍县志》记载：1922年春，临颍甲种蚕校（后改名为临颍甲种农校）校长田清波（字鉴海）从上海请来进步教师徐玉诺、叶善枝到校任教。徐、叶向学生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宣传马列主义，引导学生阅读进步刊物和《共产党宣言》，启发学生向往革命，为以后党的活动奠定了基础。

1925年五卅运动后，临颍县立师范和临颍甲种农校等学校学生积极响应，掀起反帝斗争高潮，封闭临颍车站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达3个月之久，并在各商店检查日货加以封存。教育界组织了沪案后援会通电全国，恳请各界同胞奋起斗争，共谋对策。后又组织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联合县内团体及军、警、学、商、农、工各界人士，组成河南临颍县各界对抗英日联合会，统一组织领导全县反帝爱国运动。

当时驻扎在临颍的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一方面通电控诉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另一方面派代表赴上海慰问死难工人的家属，并捐款5万元支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樊钟秀极力主张对英日列强施以强硬态度，在临颍县城创办沪案后援军官学校，准备与帝国主义交战。

1925年7月15日，临颍各界人士在火神庙召开国民大会，到会3万余人。会上，北京救国团代表谭慕愚、林德懿、夏蔡如，上海三育大学教授谢毓龄，建国豫军军需处长邓建候，教导团教官黄觉民等先后演讲，讲述上海等地惨案的经过及救国方略。会场群情激昂，掌声如雷，当场议决并通电政府、外交部及各省、各群众团体，要求政府“直接专对英日政府交涉，不牵涉公使团”“派兵入上海公共租界及各通商口岸的英租界，解除英军驻京公使及上海、汉口、广州、重庆各处英国领事，迫使撤退驻中国内河之英国军舰”“收回英国租界，取消英国领事裁判权”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与此同时，漯河各地人民也掀起运动高潮，声援上海人民同帝国主义开展英勇斗争，并在本地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漯河的发展、北伐战争在漯河的胜利进军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奠定了政治基础。

1925年，临颍甲种农校又聘请两位有革命激情的进步教师周仿溪和王皎我。他俩极力在学生中提倡革命文学，并成立了颇具声势的文学团体飞霞文学社，吸收进步学生骨干参加，通过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等形式，宣传新思想，反映劳动人民的沉重苦难，揭露和抨击黑暗的社会制度。当时，《河南民报》还为他们开辟了《飞霞》文艺副刊专栏，专门发表他们的文章。飞霞文学社是当时河南参与新文化运动并作出成绩的革命文学团体之一，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一朵浪花，曾受到茅盾的好评。

1925年夏，共产党员谷迁乔被临颍甲种农校从开封省立第一师范聘来教数学课。谷迁乔课堂上讲数学，课下向学生讲马克思主义、讲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讲中国革命的道路、讲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前景。他特别注重与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个别交谈，签名赠书，建立情谊，引导学生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暑假过后，谷迁乔离开临颍到省立许昌十四中学任教。虽然谷迁乔在临颍甲种农校的时间较短，没有来得及在学生中发展党员，但促使了进步学生更加期望找到共产党。

1926年春，共产党员韩文治受豫东党组织派遣从杞县到临颍开展革命活动。他是一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党员，在杞县时曾经历过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人事件。因此，他在临颍的地下活动一直很稳密。直到这年初冬才开始经常到临颍甲种农校阅览室看书，逐渐与图书管理员张向明接触，并透露一些进步思想。

有一次，进步学生张本固（刘晋）、程守道到邮局取杂志，看到一土写着“韩文治收”的邮件，他们将邮件带回学校拆开，看到里面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顿时又惊又喜。他们认定韩文治一定是共产党员，便按照邮件上的地址找到韩文治，表达了他们急切入党的愿望和要求。韩文治并未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但甚为喜悦，向他们介绍《向导》的内容，谈论马列主义，称赞同学们追求光明的精神，表示愿意帮助他们寻找共产党。从此，韩文治与进步学生建立了联系，频繁给学生送去《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很快在几名进步学生中组织起旨在培养革命先进分子的读书会。韩文治办的读书会实际上是为发展新党员举办的培训班，以此来加深对学生的了解和进行有目的、较为系统的政治教育，为进步学生入党创造条件。韩文治向会员详细讲解党的基本知识。同时，韩文治还向学生讲解北伐政纲，分派学员到乡村宣传北伐的意义，动员群众支持北伐。这样，学生们不仅对共产主义有了认识，而且对国内外的革命形势有了一定的了解，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对未来的斗争有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也坚定了为革命而斗争的信念。此时，韩文治才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学生。

1926年冬，吴佩孚旧部靳云鹗部队驻扎在临颍的刘培绪部队，受北伐胜利的影响，脱离直系军阀，宣布起义，改番号为“河南保卫军第一师”，并仿效武汉国民革命政府成立政治部，吸收当地一些进步青年参与其中工作。政治部副主任是刚从信阳女子师范入党后回到临颍的周仿溪。韩文治指派张本固、程守道、张向明、程海宇等参加政治部，同共产党员、信阳女子师范毕业生曹培芝及她的3名同学，一起随部队北上开封、郑州、荥阳一带，深入农村进行革命宣传。后来，保卫军败退漯河，政治部人员又回到临颍。稍后，谷迁乔由党组织派遣从省立许昌十四中学到临颍，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活动。他利用教学之余，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启发学生走推翻中国反动统治的革命道路。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一批突出的青年学生入党条件已经成熟。1927年1月，已经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进步学生张本固、张向明、程守道经韩文治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临颍第一批共产党员。5月，在韩文治、周仿溪主持下，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临颍县支部委员会，韩文治任书记，全县党员发展到60多名。从此，临颍人民在当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揭开了革命斗争新的一页。

1927年5月20日，北伐军中路第三十六军沿京汉铁路直驱北上，乘胜追击西平战役中溃败的奉军。双方激战至27日，奉军失败北逃临颍。贺龙率独立十五师西进马沟河战场，主攻退守夹濠王一带的奉军。途经小商桥杨再兴墓时，贺龙堂弟贺锦斋赋诗一首：“英雄杨再兴，无愧宋将军。赢得沙河死，千秋慕美名。”

5月28日，北伐军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蒋先云亲临火线奋勇杀敌，三次负伤，三次奋起。这位同刘少奇、李立三一起到安源路矿发动工人运动的领袖，在攻克临颍县城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5岁。周恩来在武昌主持召开追悼会，当时《向导》刊登了《悼蒋先云同志》。

临颍战役歼灭了奉系军阀的有生力量，奉军随即退出河南。冯玉祥进军河南，开始了“清党”活动，河南的革命形势急转而下。在白色恐怖下，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先后离开河南，革命处于低潮。由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政治势力还存在矛盾，漯河地区的党组织根据这一形势，利用一切条件，继续做了一些党的发展和农民运动深入开展的工作。

中共临颍支部在谷迁乔带领下，自城内走向城外，先后在繁城、黄连城、程庄等地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和学生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为进一步加强领导，更好应对将来可能激变的形势，根据省委指示，8月23日，谷迁乔在城北七里头村自己家里秘密主持召开全县党员代表会议，到会党员60多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临颍县委，选举谷迁乔为书记。

中共临颍县委成立以后，根据临颍国共两党暂时没有破裂、社会进步人士同党组织仍保持紧密关系这一情况，决定帮助国民党建立临颍县执行委员会。9月，国民党临颍县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县城天主教堂举行，到会代表200余人，其中半数以上是有双重身份的共产党员。根据大会选举结果，谷迁乔、周仿溪等13人当选县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12人均为共产党员，分别担任了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妇女部长、青年部长等职务，实际上牢牢控制了县执委的领导权。中共临颍县委以此合法身份和地位，以国民党临颍县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公开发表宣言和告民众书，启发鼓动学生和农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勇敢投身革命，把学运、妇运以及破除迷信、妇女放足、减轻赋税等搞得轰轰烈烈。

当时，中共临颍县委的工作重点是农村，工作内容是发动农民斗土豪、分田地，使耕者有其田，从而形成了以东南和城西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区域，建立农民协会13个，会员达5500余人。同时，从中挑选思想进步、不怕牺牲的1100名积极分子组成临颍党组织领导下的第一支武装力量“敢死队”，拥有长短枪5支、手榴弹1000多枚、大刀200把、长矛700支。

1927年9月，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派往临颍的县党部执委龚世卿看到临颍革命形势仍在不断发展，便秘密向河南省主席冯玉祥控告，说临颍县共产党员利用国民党临颍县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合法身份进行活动，请求“清党”。冯玉祥立即派人调查，并在《河南民报》上刊登国民党县执委中12名共产党员的通缉令。关键时刻，中共临颍县委书记谷迁乔立即召开县委会议，决定撤出县城，转入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城东南和城西的农村，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1927年10月11日，中共河南省委发出了《致临颍县委的信》，对党组织由城市转入农村后如何搞好农民运动作了明确指示。省委要求“布尔什维克党要坚持斗争，在斗争中训练党员，发展组织，获得群众，忘记这一点就不成其为共产党员”。

中共临颍县委在加强组织领导的同时，还利用多种形式宣传党的主张，扩大革命影响。谷迁乔在太子墓吕村秘密主编了《红旗报》，夜间分散张贴，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指导革命工作。夏城党小组以避乱为名，在临颍、郾城、西华三县交界处的南渚阳寨祖师庙遗址盖起两间草屋，成立了渚阳读书社，以此来会合党员，散发宣传品。程庄党小组在程富德家的红薯窖里自编油印《巴尔底山报》（英语音译，意为“冲锋”），矛头专指当地地主豪绅。恶霸田鸿基看到《巴尔底山报》攻势凌厉，揭露了他的罪行，吓得大病半月后悄悄逃往郑州。

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中共临颍县委把工作重点转向了武装暴动。

1928年初，共产党员张固本、刘海旺以岗杨村为中心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中的30多名积极分子，手持枪支和大刀长矛，每晚集中住宿、训练。4月，中共临颍县委决定组织农民攻打县城，同反动当局展开武装斗争。一天夜里，谷迁乔带领30多人，手持枪支，身带一些手榴弹到城外，埋伏在城墙脚下。他们按照原计划选定目标，投掷了几枚手榴弹，并组织攻城，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当月，中共临颍党组织为发展农运、夺取武装、打击土豪劣绅，指派共产党员姚庆兰、何法申等二十余人，采用白天伪装分散进寨、夜间集合一起行动的斗争策略，潜入固厢民团，乘团丁熟睡之机，顺利夺得步枪二十余支。

1928年3月，为组织以临颍和郾城为中心的农民暴动，河南省委决定在漯河组建中共豫中特委，黎光霁任书记。4月下旬，黎光霁奉调返回省委，特委活动中止。5月，河南省委在分析了豫中各县的组织状况及明确提出工作方针之后，决定在漯河重新组建中共豫中特委，并调中共临颍县委书记谷迁乔任特委书记。特委领导郾城、临颍、许昌、长葛、西华、扶沟、鄢陵、西平、叶县的党组织。7月，谷迁乔不再兼任中共临颍县委书记，由牛文昭、牛天章、郎玉佩先后接任县委书记。由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等各方面的原因，1929年5月，县委工作停止。

临颍的农民运动大大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但同时也引起了反动势力的仇恨和恐慌。原来受到打击的土豪劣绅不思悔改，反而勾结反动当局，采取镇压手段，企图扑灭刚刚点燃的革命烈火。反动当局下令通缉谷迁乔和其他共产党员。有的共产党员被逮捕，有的暂时隐蔽下来，有的暂离家乡到他处躲避。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一些共产党员不畏反动派的腥风血雨，在可能的情况下坚持革命斗争。1928年5月，省委《贺克寒关于河南工作现状向中央的报告》中说：“临颍原来就是豫中工作最好的地方，虽然遭到了几次失败，情形仍是很好。农民的组织全县都比较普遍，特别是东、东南两处最好。”

宋旭告诉记者：“1925年，谷迁乔在河南省立开封第一师范上学时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临颍县委书记、中共漯河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中共开封市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1年1月在开封遭到国民党逮捕，1932年8月英勇就义，时年30岁。”

7月18日中午，记者到临颍县城颍郡尚城小区谷迁乔的孙子谷鹏程家采访。今年78岁的谷鹏程告诉记者：“我的爷爷革命信仰坚定。我们作为先烈的后人，坚决不能给先烈丢人。我常对子女们说，要听党话、跟党走。他们做得都很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还经常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共产党员、临颍县乡村简易师范教师楚光甫和漯河《警钟日报》驻临颍记者姚健宇看到国民党县政府成立的临颍抗敌救国会，名为抗日救国，实则没有开展任何活动，社会局面冷冷清清，决定以实际行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动员进步教师和爱国学生走出课堂，到街头巷尾演讲，宣传抗日。接着又发动进步学生时国炎、娄少林、郑林昌、张自厚、赵玉向等，奔赴城乡，扩大宣传范围，使抗日救亡逐步深入。10月，楚光甫联络返乡学生龚京兆等，并与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政训处民运指导员王兴国等携手，成立了临颍县抗敌后援会，由楚光甫具体负责。后援会广泛团结和吸收返乡学生、本地进步学生及爱国人士，同原来就积极宣传抗日的师生一起，成立宣传队、壁报组、漫画组、话剧团、歌咏组，每组十人左右，活跃在全县城乡，到处贴标语、散传单、画漫画、刷壁报、演话剧、唱救亡歌曲，使沉寂的颍川古郡沸腾起来。

临颍县抗敌后援会成立后，在楚光甫和进步教师李计卿的主持指导下，创办了《临颍抗敌日报》，登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主张，宣传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的胜利消息，还按照党中央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拟出《临颍抗敌救国宣传大纲》，宣传发动群众。

共产党员实际掌握的抗敌后援会，十分注意把组织农民救亡运动和领导农民群众进行改善生活的斗争结合起来，针对官僚豪绅们种地不纳粮、将负担的税收转嫁到农民身上的“飞粮撒户”现象，组织县里师生数百人分赴各联保处挨户清查登记户口，澄清土地数目，将豪绅们隐瞒少报的土地清查出来，呈告国民党县政府，要求实行合理负担粮税。此举灭了豪绅们的威风，减轻了群众的负担，调动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积极性。

此外，抗敌后援会根据抗日法令，派部分成员到各区充任民运指导员，以合法身份领导抗日救亡和监督国民党地方政府执行抗日政策。1938年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王岗区进步青年郭丙乾、郭丙寅捉住一个日军派遣的侦探，绑送到王岗区公所。区长赵鹤轩畏敌如虎，唯恐日军到后有所连累，立即将敌探无罪释放。区民运指导员李计卿闻讯，将赵鹤轩告到县里问罪。赵鹤轩被扣押3个月，县长刘庆长受贿3000元将赵释放，还合谋诬陷郭家兄弟有共产党嫌疑，并将他们诱骗到皇帝庙老家囚入地窖。李计卿等查明二人实情后，以县抗敌后援会之名，控告到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程潜处，终将县长刘庆长以“贿庇汉奸罪”撤职查办。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临颍党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了可以争取的力量，有力推动了本地的抗日救亡运动。

“我们要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契机，做好党史宣传，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宋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