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未成年人讯问室内，坐着一个消瘦的少年——小胡，17岁，中专在读。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他坐在了犯罪嫌疑人席位上。问及动机，他低声说：“我就想挣点儿钱花……不知道会这么严重。”

案情并不复杂，但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心头：一个在校学生，如何被卷入电信网络诈骗链条？这起案件背后，还有多少个“小胡”？

小胡父母离异，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他自幼跟着奶奶长大。课余时间大多消磨在手机上。“蝙蝠”聊天软件是朋友推荐的，一个叫“王哥”的陌生人加了他，说“帮忙取个东西就有提成”。小胡便同意了。“他说得很简单，我以为就是跑跑腿，他没说那是诈骗来的钱……我也怀疑过，但没敢多问。”就这样，他在短短几天内多次辗转取款。他最后一次准备取款20万元时，被警察当场抓获。而这笔钱，来自上游诈骗团伙针对老年人的骗局——他们以“家人出事需要赔偿”为幌子，骗走多名老人的毕生积蓄。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首要问题是定性：是诈骗罪共犯，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证据审查显示，小胡与“王哥”之间仅有取现指令和报酬约定，并未涉及上游诈骗的具体手段，他对资金来源仅有概括性认知。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责任。那该如何量刑呢？我们反复权衡了四个维度：从法律维度看，小胡系未成年人、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备法定从宽情节。从情理维度看，其父亲从外地赶回，代为退缴全部违法所得，表明家庭愿意承担责任、加强监管。从社会维度看，社区矫正机构评估认为小胡社会危害性较小，具备社区矫正条件，学校也表示愿意配合监管。从被害人维度看，我们主动联系被骗老人，通报案件进展，解释对小胡从宽处理的法律依据和现实考量，取得了被害人的理解。

惩戒不是目的，挽救才是。我们依法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开庭当天，小胡坐在被告席上，低着头。审判长询问是否认罪时，小胡抬起头说：“我认罪。”停顿片刻，他又说：“我知道错了。那些钱是老人的养老钱，我取钱时特别慌，但当时就想赚点儿钱……我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我爸。”说完小胡又低下了头。他的父亲在法庭上深深鞠躬说：“希望给我儿子一次机会。以前我只顾挣钱，没管好他，以后一定改。”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挽救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法院最终采纳了我们的量刑建议。

判决生效后，我们的工作远未结束。小胡被判处缓刑，意味着他回归社会的路刚开始。如何让他不再重蹈覆辙？我们联合社区矫正机构、学校、家长，为小胡制订了个性化帮教方案。检察官担任“法治导师”，每月定期回访，了解小胡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状况；司法社工担任“成长伙伴”，带小胡参与社区助老志愿服务，让他在帮助他人中重获价值感；心理咨询师定期介入，帮助小胡疏导长期以来的自卑与焦虑情绪。同时，学校安排班主任作为校内联系人，关注小胡的日常表现；要求其父亲每月向社区矫正机构报告监护履行情况，确保家庭监管不缺位。

我去学校回访。小胡正坐在教室里上课，透过窗户，我看到他听得很认真。下课后他跑出来，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说：“检察官，期中考试我进步了，班主任还表扬我了。我打算毕业后学汽修，以后能养家。”阳光下，他整个人精神了许多。想起第一次见他时低垂头、眼神躲闪的样子，短短几个月，这个少年对未来有了清晰的规划。

欣慰之余，我在思考：小胡的悲剧是个体的偶然，还是系统的必然？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梳理了案情，也走进了他的学校和家庭，答案逐渐清晰——学校对学生手机使用缺乏有效监管，法治教育流于形式；父亲长期缺位，家庭监护处于“真空”；小胡通过朋友介绍才接触到“蝙蝠”聊天软件，而这类聊天软件在未成年人中悄然流行。这些都是滋生下一个“小胡”的土壤。

为此，我们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向学校制发检察建议，要求加强手机管理和学生网络素养教育，完善夜间封闭管理。学校一周内复函整改并邀请我们举办法治讲座。二是向小胡父亲制发督促监护令，明确其监护职责。他郑重承诺“一定说到做到”。三是以本案为素材制作警示教育课件，联合教育部门走进多所中专、职业学校开展巡回宣讲，将匿名软件风险和“取现跑腿”的法律后果讲透。台下年轻的面孔从好奇到惊讶再到若有所思——我知道，法治的种子已经播下。

有人问，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从宽处理，是否会纵容犯罪？我想说，未成年人司法从来不是简单的“放一马”，而是在严格审查基础上的审慎裁量。小胡一案中，我们依法审查、严格把握证据标准，没有因未成年人身份而降低证明要求；充分考量、审慎提出量刑建议，没有因从宽情节而忽视被害人权益；积极治理、推动源头防控，没有因个案办结而就此止步。

严管是法律的硬度，厚爱是司法的温度。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让迷途的孩子在悬崖边被稳稳拽住，把他扶上正路——这才是未检工作的意义。小胡还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每一段迷途少年的青春，都值得被法治照亮；每一次救赎的归途，都需要社会合力铺就。

校对 曹华

统筹 周鹤琦

审读 孟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