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八，本意指乌龟或鳖。在古代，龟的地位很高，在占卜时使用，可沟通神灵，被尊为灵兽。玄武就是由龟和蛇组合成的一种灵物。传说龙有九子，老六名叫赑屃，是古代的一种祥兽，外形似龟，善驮重物。古人为给死后的帝王、圣贤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常用巨大的石碑立于赑屃背上，达到经久不衰、千秋永存的目的。

有这样一种说法，“王八”实为“忘八”，“王八蛋”的本来面目是“忘八端”。古代“八端”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指的是做人之根本，忘记了“八端”也就是忘了做人的根本。人们会对这样的人嗤之以鼻，骂作“忘八端”。久而久之，“忘八端”就因谐音变成了骂人的“王八蛋”。

社会上还有一种说法，具有千年历史骂人的“王八”一词，源于《新五代史》中王建被里人称为“贼王八”。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胜在文采斐然，从文学价值看，其《新五代史》可与司马迁的《史记》媲美，但从史学价值看，《新五代史》不如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故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主要依据《旧五代史》而非《新五代史》。在《旧五代史》和《资治通鉴》中，都没有《新五代史》中对王建“贼王八”这样的描述。

舞阳古方志中目前没有发现王建的记载，《旧五代史》和《资治通鉴》等重要史书中也没有王建少时生活的记载。欧阳修是如何知道王建“少无赖”的？

记者研究发现，欧阳修关于王建“少无赖”“贼王八”的说法并不是凭空捏造。“少无赖”“贼”“王八”这样的说法，在《旧五代史》中有蛛丝马迹可循。

《旧五代史·僭伪列传二·刘崇传》（卷一百三十五）记载：“刘崇，太原人，（后）汉高祖之从弟也。少无赖，好陆博意钱之戏。”这里出现了“少无赖”一词。刘崇何许人也？刘崇（895年~954年），即北汉世祖，五代十国时期北汉开国皇帝（951年~954年在位），后汉高祖刘知远从弟（族内兄弟，一说为后汉高祖之弟），951年在太原称帝，史称北汉，称帝后改名旻。刘崇建立的北汉地狭人少，国力穷困，无力抗衡后周，只得依附辽国，向辽帝称侄。954年，后周太祖郭威去世。刘崇向契丹借兵趁机攻打后周，不料在高平之战中惨败，不久逝世。《新五代史·东汉世家第十·刘旻传》（卷七十）中记载：“刘旻，汉高祖母弟也。初名崇，为人美须髯，目重瞳子。少无赖，嗜酒好赌，尝黥为卒。”这里沿袭了《旧五代史》中“少无赖”的说法。

专家分析，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把前蜀和东汉（北汉）都列入“世家”，但作为史家，还是要奉行正统的，对于“僭伪”的前蜀，从同样是“僭伪”的刘崇那里借一个“少无赖”的说法用在王建身上，也符合欧阳修用文学手法撰写史书的做法。

再来说“贼王八”的出处。《旧五代史·僭伪列传第三·王建传》有这样一句话：“王八，吾子也，彼无他肠，做贼山南，实进退无归故也。吾驰咫尺之书，可以坐置麾下。”这里出现了“王八”和“贼”这样的词语。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唐末黄巢起义后，攻占了都城长安，唐僖宗逃亡蜀地。王建作为杨复光军队“忠武八都”之一都头参与救驾，后被封为“随驾五都”，被宦官田令孜收为义子（当时军中盛行的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以壮大自己实力）。田令孜本名陈仲则，与河中王重荣争夺盐池，引起重荣兵犯京师，导致唐僖宗二次出京避难。田令孜惧怕天子降罪，作为西川监军前往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田令孜弟）那里避祸。杨复恭接替了田令孜原先的职务。但王建等和田令孜关系深厚，杨复恭害怕他不服从自己，让王建去当壁州刺史（一说为利州刺史）。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惮王建骁勇，多次召王建去他那里。王建不从，率军八千人攻占了阆州、利州。陈敬瑄很害怕，与田令孜商量对策，田令孜于是说出了上述的话。意思是说：“王八（王建）是我的儿子（义子），他没啥坏心肠，在山南不断攻城略地，是因为他进退都没有归宿的缘故。现在我们距离这么近，我给他修书一封，就可以把他招揽到我们的麾下。”从这里看，“王八”也不是骂人的话，“贼”也不是盗贼的意思。

《旧五代史》写道，王建把家眷托付给东川节度使顾彦朗，高高兴兴地往成都投奔田令孜。到鹿头关时，有人对陈敬瑄说：“建，今之剧（巨）贼，鸱（chī，鹞鹰）视狼顾，专谋人国邑，傥（倘）其即至，公以何等处之？彼建雄心，终不居人之下，公如以将校遇之，是养虎自贻其患也。”《蜀梼杌》这样记述这段故事：“建，今之奸雄，狼顾久已，必不为人下，若为将校，亦非公之利。”《十国春秋》则这样记载：“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旧五代史》在这里出现的“贼”字，不是盗贼、窃贼的意思，是天下枭雄的意思；“王八”也不是骂人的话，但随着词义的变迁，后人理解为骂人的话。

对于王建来说，“王八”不是骂人的，也不是指王建在家中排行老八，而是指王建在军中的排行。

不少人认为，史书称王建是“贼王八”，是因为他在家排行老八。甚至，记者在舞泉镇王城岗村采访时，村民也误以为他是在家里排行老八。但舞阳古方志没有任何关于王建的记载，村里也没有只言片字的佐证。说他在家里排行老八，没有任何证据。

古代帝王即位后，都会给自己的祖上追加封号，同时对亲人进行分封。比如，据《新五代史·梁本纪第二》（卷二）记载，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封兄全昱为广王，儿子友文为博王、友珪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贞为均王、友徽为建王，侄子友谅为衡王、友能为惠王、友诲为邵王。“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皇高祖黯谥曰宣元，庙号肃祖，祖妣范氏谥曰宣僖；曾祖茂琳谥曰光献，庙号敬祖，祖妣杨氏谥曰光孝；祖信谥曰昭武，庙号宪祖，祖妣刘氏谥曰昭懿；考诚谥曰文穆，庙号烈祖，妣王氏谥曰文惠。”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朱温的家世及亲属结构。《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第三·王建传》中记载前蜀皇帝王建即位后，封其诸子为王的事，但没有父母和家中兄弟姐妹的有关记载。其他诸史也未见王建弟兄几个的说法。

田令孜称王建为“王八”，却是有来源的。在《旧五代史·僭伪列传第三·王建传》中，除了上文提到的田令孜称“王八，吾子也”，还有两处提到相关称呼。王建攻打成都时，田令孜登上城墙对王建说：“老夫与八哥相厚，太师久已知闻，有何嫌恨，如是困我之甚耶？”又说：“吾欲与八哥军中相款如何？”此两处称王建为“八哥”。在《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第三·王建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田令孜对陈敬瑄说：“王八，吾儿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这句话也同样出现在《十国春秋·前蜀一·高祖本纪上》（卷三十五）：“老夫与八哥相厚，何嫌而至此？”

据《资治通鉴·唐纪七十》记载，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唐僖宗逃亡巴蜀。唐忠武军监军杨复光率八千兵马救驾勤王，“分忠武八千人为八都，遣牙将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八人将之。”很明显，王建作为“忠武八都”之一，也许年龄最小，排行老八，所以被田令孜称为“王八”。

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如果“王八”是骂人的话，田令孜岂不是等于骂自己“老王八”了？说王建在家中排行老八是没有依据的，但是按照军中排行，倒是很贴近事实的。在唐代，人们喜欢以排行相称，还显得亲切，如《别董大》《送元二使西安》《与元九书》等文学作品中的称呼；再如，秦七是秦少游、柳八是柳宗元、元九是元稹、李十二是李白、韩十八是韩愈、白二十二是白居易等。

为什么史书没有记载王建的兄弟情况？这是个历史谜团。也许王建真的没有兄弟。

据《探秘·成都永陵》（韩莎编著，成都时代出版社202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王建的父辈出身卑微，仅知他的父亲叫王庆，还有一个姐姐不知名讳。也就是说，王建在家中排行老八的说法没有依据。

会不会是王建称帝后和老家舞阳没有联系过，所以没有留下有关信息，导致史家无从书写？

据《旧五代史》记载，唐昭宗即位后，愤恨藩镇多嚣张跋扈，派宰相韦昭度为川西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取代陈敬瑄，结果陈敬瑄不听从朝廷号令。韦昭度以王建为牙内都校，攻打陈敬瑄，但久攻不破。王建对韦昭度说：“宰相您带领数万之众，讨贼没成效，军饷和粮草补给都跟不上了。听说昭宗迁都洛阳以来，藩镇互相攻打，危及朝廷，与其兴师攻打这野蛮之地，不如顺势赦免他们的罪过，以大军保护中原，这才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宰相您何不回去朝觐陛下，与陛下谋划之？”韦昭度犹豫不决。王建就指示下人在府门外擒住韦昭度的亲兵，当场剁碎生吃了。王建对韦昭度说：“你看，这是野蛮之地，士兵没东西吃了，以至于生吃人肉。”韦昭度非常恐惧，留下符节给王建，当天就返回朝廷。等他一出剑门关，王建立即封闭剑门关，断绝了蜀地与中原的联系，不受中原战乱的影响，为日后称帝和前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十国春秋》记载，天复（904年）四年夏四月，梁王朱全忠劫持唐昭宗迁都洛阳，唐昭宗改年号为“天佑”，王建与唐朝断绝关系而不知道，仍称“天复”年号。由此可见，王建断绝了与中原的联系，所以，有可能他小时在老家的情况，蜀地史官也无从得知。

但是，从各种史书记载来看，唐朝一些官员和文人到蜀地躲避战乱，受到王建的保护和重用，说明蜀地和中原还是有联系的。

漯河出土的文物也可以证明蜀地与中原是有联系的。市原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永胜介绍，2012年3月至5月，为配合黄河西路富华小区（即今富华棕榈城小区）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漯河文物考古部门联合对该项目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有一枚五代时“光天元宝”铜钱，直径23mm、孔径6mm、厚1mm，经鉴定是王建时期的货币。“光天”，是五代十国时期前蜀高祖王建年号；“光天元宝”是王建于光天元年（918年）铸，钱面文字为“光天元宝”，顺时针旋读。赵永胜认为，前蜀作为区域政权，其发行的货币一般只能在蜀地流通。漯河发现的这枚铜钱，证明当时蜀地与漯河是有来往的，是被人携带过来的。如今，这枚铜钱被记载在《古郾遗珍——漯河郾城旧城遗址出土文物》（中州古籍出版社，202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二章“主要遗物”第一节“唐、五代”篇（第27页）。

《十国春秋·前蜀四·列传》（卷三十八）记载了王建家人情况：高祖顺德皇后周氏，许州人，王建即帝位后被册立为皇后，后加封尊号昭圣，死后与王建合葬永陵，谥号顺德；贤妃徐氏、淑妃徐氏都是唐眉州刺史徐耕之女，贵妃张氏梓州郪县人，夫人萧氏，另有马姬、宋姬、陈姬、乔姬、褚姬没具体描述。同时，记载了王建共有11个儿子。《十国春秋·前蜀五·列传》（卷三十九）记载，王建有义子120人。该卷记载了义子王宗佶、王宗侃等41人的传记。

综合《十国春秋》和《新五代史》记载，王建长子宗仁因为残疾无法继承大统，二子元膺被立为太子。宗仁被父亲封为晋王，后被弟弟王衍改封为卫王，卒年不详。元膺因作乱战败逃匿被卫士所杀。宗杰暴毙。咸康元年（925年），即后唐庄宗李存勖同光三年，前蜀被后唐所灭。同光四年四月，前蜀后主与宗族和百官被押往洛阳，途经关中秦川驿时，遭族诛，王衍与宗鼎、宗辂、宗纪、宗智、宗泽、宗平、宗特全部丧命，其余王氏后族均被族诛。

以此来看，如果史书没有记载王建的兄弟情况，只能说明他没有兄弟，说他在家里排行老八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新五代史》记载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十国春秋》沿用了这一说法。《蜀梼杌》记载王建：“少与晋晖辈以剽盗为事，被重罪系许昌，而狱吏纵之使去。”从史书记载来看，王建与盗贼难以撇清关系，然而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

《十国春秋·前蜀六·列传·晋晖传》（卷四十）描述了一件神异事件：“晋晖……初与高祖为盗，潜攻许昌民宅，事发夜遁，伏武阳（舞阳）古墓中，闻人呼墓中鬼曰：‘颍州设无遮会，何同往乎？’墓中应曰：‘蜀王在此，不得相从。’二人私心独喜，曰：‘是谁为蜀王者？’已而有人将饭献高祖前曰：‘只此为御饭也。’高祖愈益喜。晖呼高祖小字曰：‘行哥状貌异人，必有非常之举。’由是倾心事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墓中鬼对话”。貌似佐证了晋晖确实与王建一起当过盗贼。但这段话明显是后人编造的神异故事，不能作为信史。

成都永陵博物馆出版的《走近永陵》（天地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一书中，有篇文章题目叫《蒙冤千年说“王八”》。作者在文中指出，当代研究者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对欧阳修的说法提出怀疑。作为文学家的欧阳修因注重文采，修《新五代史》时往往不注重史实，甚至妄加篡改，在成书当时就受到史家批评。各种版本中提到的王建与晋晖同在许昌当盗贼，并被捕入狱之事有疑点。近年来，从考古发现的晋晖墓志铭中得知，晋晖与王建相识乃是在唐忠武军中。晋晖出身官宦之家，他的父亲在晋晖青少年时任许昌忠武军校尉（后任忠武军节度副使），晋晖不可能与王建以盗贼为业。因此，二人青少年时在许昌为盗的说法不成立。后蜀成书的《鉴诫录》未记载王建为盗贼，只记王建与晋晖“潜攻许昌县民家”。既为“潜攻”就非盗窃，“潜攻”伤及性命，按律当处死刑。“潜攻”可能是王建帮晋晖寻仇，因伤及人命被捕入狱。《九国志》记载，王建入许州大牢是在唐忠武军时“坐事被系”，可能欧阳修误为在从军之前的青少年时期，便出现了“少无赖”“贼王八”的说法。

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王建不是盗贼，也不是在家排行老八，更不应该落个“贼王八”的骂名。